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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树三江源地区史前文化与吐蕃文化考古的新篇章
2015年04月20日 10:14  点击:[]

题记:从2012年开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在玉树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玉树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新发现细石器地点和细石器遗址40多处、岩画22处、石棺葬地点和墓群40多处,并对治多县境内的细石器遗址、岩画、石棺葬进行了重点调查与试掘工作。并首次揭示出玉树地区,特别是治多县境内古文化遗存具有文化类别多样和遗迹分布较广的特点;首次在玉树高海拔地区发现年代确凿的细石器原生地层。这些重要新发现,对于我们探讨早期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的生存模式和迁移活动,玉树地区古代文化分布特点与内涵以及与周边地区间的文化交流联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三江源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是一片承载着厚重文明史的土地,人类的早期活动和文明发展进程历来受到学术界格外的关注,因为这是人类在高海拔地区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繁衍、传承文明谱写的一曲生命之歌,波澜壮阔,雄伟琦丽。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进行。特别是经过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在三江源玉树地区发现了数量较多、类型丰富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岩画等古代文化遗存,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新成绩。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三江源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仍然处在较为滞后的阶段。“三普”新发现的各类遗存均未经过任何考古发掘,对其年代推判、文化内涵、分布特点、保存状况以及各类遗存之间的联系都缺乏了解和认识。“三普”新发现的各类文化遗存,急需编制完成和颁布实施保护规划,规范和引导遗址区和周边区域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有序发展,为此需要进行大量的考古基础工作。
  在国家文物局、青海省文物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为配合玉树地区“4.14”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方研究力量,组成联合考古队,在玉树地区连续开展了历时三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史前细石器文化、古代岩画、石棺葬文化以及吐蕃时期的封土石丘墓、佛教摩崖造像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揭示出青海三江源玉树地区史前文化、吐蕃墓葬和佛教艺术的若干片段,尤其是新发现了距今8700年左右细石器,刷新了玉树的历史,为书写青海史前文化、吐蕃考古文化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新材料。近年来青海三江源地区考古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为这一地区部分文物保护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当地民族文化保护和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断开拓三江源文物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的新局面,书写三江源古史新篇章!
  青南高原早期先民的足迹——通天河流域细石器遗存调查记
  地处长江源流通天河南侧的一级支流登额曲河,发源于青海省玉树、杂多两县交界处,其上游河段自东南向西北流经开阔的高原草甸区,下游河段与当江科河合流后,折向东北穿行于高山峡谷间,最后汇入通天河,全长约103公里。
  “三江源地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古墓群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联合考古队在2012—2013年度的田野考古调查中,于通天河流域的登额曲河两岸首次发现细石器地点26处。石器地点大多分布于登额曲河两岸一、二级阶地上,少数地点处于三级阶地。在两个年度的调查中,联合考古队对参雄尕朔、尕琼两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出土有典型的细石器产品及动物骨块等遗物,初步确认参雄尕朔地点是一处与石工具制作有关的遗址。
  参雄尕朔遗址位于登额曲河左岸台地,遗存面积约1平方公里,主要遗存区约15000平方米,地处海拔4030米。
  田野工作将该遗址分为六区,主体遗存区(Ⅰ、Ⅱ、Ⅲ区)位于登额曲河左岸三级阶地上,与河面相对高差25~30米,地表有较多石制品分布,尤以Ⅰ区(阶地前缘西部)最为密集,Ⅱ区(阶地前缘东部)、Ⅲ区(阶地最高处)也有较多石制品;Ⅳ区(二级阶地)、Ⅴ区(一级阶地)、Ⅵ区(两河交汇处的西侧缓坡)仅发现少量石制品。在Ⅰ区布方试掘揭露60平方米,在Ⅱ区、Ⅲ区试掘4.5平方米。
  通过试掘,确认参雄尕朔遗址Ⅰ区堆积可分为6层,第②、④、⑤层出土有石制品,尤以第⑤层出土量最大,在面积不足50平方米,厚约5~20厘米的地层中共出石制品1200多件,约占该遗址试掘出土石制品总数的60%。在第⑤层层面(④层下)发现多处石堆遗迹,石堆由近扁平砾石和块石堆成,砾石或石块一般体积都不大,亦未见被火烧燎的痕迹。石堆面积大者3、4平方米、小者不足1平方米,类似的遗迹在②层下亦有发现。石堆下的灰土层(第⑤层)中出有较多石制品和少量动物骨块,其中石制品绝大多数为石片、断块,细石叶、细石核数量较少。细石核中有相当数量是半成品,细石叶中也有较多形制不甚规整或带有石皮的标本,诸多迹象表明该区域极可能是一处制作石器工具的场所。
  两个年度的调查试掘共获石制品5000多件,其中大部分为细石器技术产品,少数为以刮削器类工具为主的小型石片石器。总体上看,登额曲河流域的细石器遗存既有与石片石器技术共存的特点,但主体仍是典型的细石器技术产品。5000余件石制品多以灰、绿、黄等各色硅质岩为原料,另有少量角岩、石英、玛瑙等,原材料大多取自附近的河滩砾石,不同类别的石制品并没有明显的石料种类区别。石核标本大多有修理台面的技术特征,较大的石核多保留砾石面,从石片和石叶的剥片特征观察,人工台面明显多于自然台面。细石核的台面修理较为精细,核体形态以近锥体为多,扁体石核亦占一定数量。细石叶的剥制始终集中在石核台面的一侧,未见两侧剥制或沿台面周缘剥制的标本,故可认为锥形石核应是扁体的楔形石核经剥制石叶的最后阶段产品。扁体楔形细石核的底部和一侧缘多呈斜刃状,多采用交互修理技术,可能是为了便于固定石核以利剥制石叶。值得注意的是,参雄尕朔遗址Ⅰ区第②层所出细石叶宽度多在2~3毫米之间,而第⑤层所出细石叶则多在4、5毫米以上,这种形制上的差异是因技术早晚的特点或是仅因发掘的偶然性所致,还需深入的分析与比较来确定。
  登额曲流域26处细石器地点集中分布在下游河段的高山峡谷地带,在上游段河段较开阔的草场宽谷地带却鲜有发现,并且分别以参雄尕朔遗址和角莱遗址为中心构成了两个相对集中的“石器点群”,这种现象对于了解青南高原细石器遗存所代表的人群的移动或聚合通道,以及青南高海拔区早期聚落的分布和环境特征,应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而青海境内发现于地层中的细石器遗存,此前仅公布有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的拉乙亥遗址,其测年数据为距今6745±85年(公元前4800年) 。此次在青南高原参雄尕朔遗址地层中测试的2个C14数据,距今8175∽8020年,说明青南高原在存在时代上要早于黄河上游共和盆地“拉乙亥文化”的人群活动。二者的细石器遗存在原材料和技术上亦存在一些差异,这对我们认识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高原“旧石器文化”的交替,以及其后与以彩陶器、粟作农业为标志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接触地带,无疑将是极为重要的工作线索和观察证据。
  青南通天河流域发现的古代岩画
  青海岩画的一个重大收获,是近年来在通天河西岸调查发现22处古代岩画地点,为青藏高原岩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岩画地点属于高山草原,为当地牧民的夏、冬季牧场。22处岩画皆发现于河流西岸一级阶地后缘的山体基岩节理面上,地处海拔4025~4115米,自南向北命名为毕色、普卡贡玛、冷培塔、角考、尕琼、章其达、岗龙俄玛等地点,共计有100幅岩面,1220个单体图像。
  此次调查发现的岩画均属岩面岩画,刻有图像的岩面距现地面高度在1~4米之间,岩面多与河流流向平行朝向东南,与地面夹角多在110°~90°间。岩画图像多以敲凿法制作,在相对平整的灰褐色、黑褐色及浅褐色的基岩节理面上敲琢出点状或短条形的凹痕,或构成图像的轮廓线,或形成“剪影式“的通体图形。岩画单体图像以各类动物居多,约占全部图像的90%,计有牦牛、鹿、岩羊、犬、马、虎、猴、双峰驼、鹰等,人物形象较少,有骑者、猎人、舞者等。另有少量与佛教有关的图像如塔、“卐”符号等以及日、月、帐篷等图像符号。岩画所表现的题材多与畜牧、射猎、征战、舞蹈、自然崇拜等有关,其中以毕色地点动物群岩画和尕琼地点狩猎岩画较为典型。
  毕色地点的动物群岩画由五头牦牛与一只鹰组成,牦牛皆头向画面左侧呈行进状,体形壮硕,两角内弯前抵呈圆弧形;鹰为双翅展扬、头上尾下的正面姿态,该处岩画皆用通体敲琢的“剪影式”表现,其制作方法与图像风格皆具有青藏高原早期岩画的特征。尕琼地点的狩猎岩画由二雄鹿、三猎犬、二猎者组成。鹿与犬均头朝向画面的右侧,其中鹿四肢微曲作跳跃逃跑状,头上有枝形长角;猎犬则似立耳怒吠,正在追赶猎物;狩猎者二人与鹿对立,张弓搭箭作射杀状。该组图像表现的应是一种围猎场面。
  调查发现的22处岩画在制作与造型手法上亦有区别,部分图像存在早晚重叠、或在同一岩面多次作画的现象,亦有近现代所刻藏文“六字真言”打破古代岩画的情况。根据对22处岩画造型风格与图像内容的初步观察,这批岩画应代表早、晚有别的不同时期遗存。早期岩画以毕色地点动物群岩画为代表,其“剪影式”的造型特点和垂直敲凿形成通体图像的制作方法,与此前发现的西藏自治区西部及北部早期岩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及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野牛沟、舍布奇等地点的青海早期岩画比较一致,可能属于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之后、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高原文化发展阶段,而晚期岩画大约代表吐蕃王朝(唐)及其以后时期。
  通天河流域新发现的岩画遗存,在青南高原考古研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认真关注:
  第一,青海境内此前刊布的岩画地点计有近20处,皆分布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海西、海北、海南等州,其海拔多在3500米以下(其中野牛沟地点为3900米)。玉树藏族自治州通天河流域的岩画地点则皆地处海拔4000米以上,个别地点海拔高达4400米,代表着与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其他岩画分布区不尽相同的地理环境;而通天河流域岩画的制作方法与图像造型风格与藏西、藏北高海拔地区的早期岩画比较一致,这些特点或可促使我们将包括青南高原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结合其他考古学文化因素与环境因素,来观察岩画遗存的性质与文化特征,进而逐步厘清青藏高原岩画的源流与时空分布特点。
  第二,通天河流域发现的岩画地点,多与细石器地点、早期石丘墓、石棺墓等其他遗存共处一地,说明青南高原的岩画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图像遗存”,而是与共处的其他遗迹共同代表着一种目前尚不明晰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也说明青南高原早期人群的流动与聚合都有着一定的规模与持续时间。而几类遗存所体现的狩猎畜牧经济文化特征,则显示青南高原通天河(长江)、扎曲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流域两岸广袤的宽谷山川曾是高原早期部落集团重要的迁移通道与驻足生息之地。
  玉树石棺墓:石棺葬文化的新发现
  石棺葬是广泛存在于亚欧大陆的一种丧葬方式。在我国的西南、东北地区,石棺葬更是盛行。在素以民族文化交流通道著称的“藏彝走廊”地带,石棺墓则是一种标志性的古文化遗存。但由于既往考古工作开展甚少,位于这个走道北端的玉树地区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近年来,在登额曲、聂恰曲流域共调查发现石棺墓地点9处,还对治多县加吉博洛镇城东7公里处受到水土流失严重威胁的普卡贡玛石棺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
  普卡贡玛石棺墓群位于长江(通天河段)支流聂恰曲北岸的一级台地前缘。聂恰曲流经该台地后即从地势开阔平坦的治多平原进入狭窄的高峡区域。墓群所在台地东西长1000米、台地前缘较为平坦,后部随地势逐步升高。前缘平坦区域与河滩平原高差约15米,面积近5000平方米。墓群分为东西两区,东区有石棺墓7座,西区有石棺墓1座。东西两区墓葬存在明显差别。东区墓葬均呈西南——东北走向,头向西、略偏南;西区墓葬头向东北。东区石棺多无底板、盖板由多块石板平铺而成;西区石棺盖板为石块叠铺,底部铺有多块石板以放置骨殖。东区墓葬葬式为仰身直肢,西区为2次葬。东、西区葬制、葬俗上的差异当与时代、人群的差别有关。
  东区诸墓虽然墓向大致相同,但分布并无明显规律。其中M2、M3、M4大致呈东西向直线排开。除头向、葬式相同外,这三座墓葬的葬制、葬俗还有诸多共同点,如墓主尸身下铺垫红砂石粉,在墓主头、胸、腰、膝、足等部位下垫放小石块,随葬烧制火候极低的小型陶器以及随葬动物骨骼等。在8座墓葬中,M5随葬器物品最为丰富,本次发掘所获青铜器大部分出自该墓。墓主为未成年人,仰身直肢,头部在下葬时被竖立状固定,面朝东方。随葬品多随身放置。石棺内全部以疏松的沙壤土填充,土中撒放大量小骨管以及其他少量青铜小件。M8采用2次葬。与M5相似的是,在将墓主胸腹部骨群摆放于石棺中部,腿部骨群放置于石棺南部后,石棺内也以疏松的沙壤土完全填充。填土中散乱放置其余骨骼(包括头骨)以及随葬物品。
  总体上看,普卡贡玛石棺墓随葬器物并不丰富,以小型器物为主,尤以各类装饰品为多。8座墓葬共出土青铜、陶、骨、石等各类随葬品1900多件(珠、管等小饰件均以独立个体计算)。陶器仅7件,器类有双耳罐、无耳罐、瓶等;青铜器40余件,均为泡饰、牌饰、锥管、刀削等小件;装饰品一般为珠、管、海贝等串成的项饰、手链。珠、管材质有骨、料器、玛瑙、绿松石等多种,数量最大的是长约3~4mm、直径2~3mm的小骨管。
  从随葬器物判断,尽管普卡贡玛石棺墓彼此间存在年代差异,但其主体年代当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时代下限应不晚于汉代。无论从石棺形制还是出土器物的种类看,普卡贡玛石棺墓遗存的很多文化特征都与藏东以及川西高原同类遗存相类,但从细节上考量,普卡贡玛石棺墓遗存无疑具有浓烈的区域性色彩。墓主尸身下垫石块、铺红砂石粉,明器化的随葬陶器,几何化特征的铜牌饰都为其他区域所罕见。在普卡贡玛墓群出土器物中,还能发现海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子,这也提醒我们更多关注巴颜喀拉通道在青藏高原腹心地区与东部地区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8座墓葬中未成年人墓葬共有4座,其中2座为婴幼儿墓。这表明儿童墓葬并未和成人墓葬分开,同时也反映出该时期人类的生存条件并不优越。这一点也可以从墓群规模体现出来。尽管不能排除有少量墓葬可能已经被破坏,但从所在台地的保存状况判断,普卡贡玛墓群的实际墓葬数量与现有数量应该出入较小。在2012-2013年度田野考古调查中所发现的另外8处石棺墓地点,也都仅有一两座石棺墓。这些或许反映出该时期这一地区人群规模可能普遍比较小。
  由于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也仅是刚刚起步,玉树地区石棺墓遗存的面貌才揭开冰川之一角,但其具有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却十分重大,它成为川、甘、青、藏、滇等“石棺葬文化圈”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也为探索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资料。随着青海玉树地区石棺葬文化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研究的逐步深化,玉树地区青铜以及早期铁器时期的文化面貌将会随之清晰地展现于人前。玉树地区在沟通东西、南北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也将得以体现,传统认识中玉树“殷周迄汉为西羌地”这一历史记忆也将被完全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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